吉迪恩·格雷夫｜“特别工作队”：​他们眼中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他们

作者｜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

以色列Sham Olem宗教及犹太大屠杀研究所首席历史学家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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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从炉中铲出亲友的骨灰吗？

你曾在雪地里吃力地拽着拖车

把骨灰倒在先前烧出的灰堆上？

“只要焚尸炉还冒着烟，你就能活着，

因为你还有用”，这是说给你听的吧？

身上沾满骨灰时，你有没有

用集中营里的词语，向他们报告？

额外的汤水，是你挥动铲子的酬劳吗？

双倍的口粮，是你付出汗水的回报？

“不久之后的某个时刻，

填进炉子里的除了煤炭，还有挖煤人”，

是说给你听的吧？

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不会受到这样的折磨！

每个夜里，在梦中，

你似乎在铲着炉中的骨灰

推着装满骨灰的车。

但那人心中发生的一切

你却丝毫不能知晓 。

你只会不时地朝天空望去，仿佛在思考：

“换做你，又当如何？”

——冈瑟·安德斯 （Günther Anders）

安德斯的这首诗，写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审期间。诗歌以惊人的洞察力，触及了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在集中营和灭绝营里，那些被德国人强迫执行某些任务的犹太人是怎么做的？在这个方面，这首诗似乎超前了20年，因为像他这样把这些特殊的犹太受害者区分出来，提出如此敏感的观点，是很久之后才有的事情。安德斯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亲历了这些可怕事情的人们留下了证言，每个人一旦听过或者看过，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人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会怎么做？要想得出一个一致的答案绝非易事。实际上，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人们会如何应对，不仅不可知，也无法预见；这个问题必须放置在人们所处的各种具体情境中，尤其是那些如同在地狱最深处煎熬的情形。例如，在“隔都”和中转营里，有时候犹太母亲们不得不决定要留下哪个孩子，把哪个交给刽子手；在一些犹太社区里，犹太委员会（Judenrat）不得不列出名单，决定把哪些人从“隔都”送往灭绝营。然而，这些情形都不能与“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悲惨处境相比。队员们大多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大屠杀发生之前的世界，提供不了相应的先例和规范，来帮助他们解决精神和道德上的矛盾。

要精准、连贯、真实地描述这些特殊囚犯的生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工作队队员经常更换，进入集中营的人们又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因此，工作队中的囚犯差异很大，各有特点，每个人的智力、道德感和道德观、性格倾向都有所不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犹太血统。

《无泪而泣：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

吉迪恩·格雷夫  著

 曾记  译

万有引力 出品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12月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反复说：“没有亲历过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对于“特别工作队”的队员而言，这句话尤其适用。因为他们被迫经历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无从比较，也不知道其他人在相似情境下会怎样做。正因如此，在评价这些人的行为和反应时必须极其谨慎。想要详尽地重现“特别工作队”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极其复杂，而且那段时间中也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毕竟，绝大部分队员都被杀害了，没有留下证言。

“特别工作队”的设立

第一批被党卫队强迫去搬运、焚化尸体的并不是犹太人，起初也没有“特别工作队”这个说法。奥斯维辛 – 比克瑙集中营里的屠杀设施包括毒气室和焚尸场，主要是为了大批量地处死犹太人而启用的。所有遇难者中，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九成以上的死者都是犹太人。不过，死于毒气室的也有很多非犹太人，包括波兰人、苏联战俘、吉普赛人（辛提人和罗姆人）以及其他人。第一批被挑出来用毒气处死的人是波兰囚犯，他们是死于一项所谓的“安乐死”计划，该计划旨在除掉一些无法治愈的病号。他们从集中营被运往位于索能斯泰因的“安乐死”设施，再用一氧化碳毒死。之后不久又有第二批病号，本来要从奥斯维辛运到索能斯泰因。不过，这批人最终被毒死在奥斯维辛一座焚尸场的停尸房内，这座焚尸场1940年就已启用。1941年9月3日，250名囚犯（大部分是波兰人）从集中营的医院被挑选出来，用于试验齐克隆B 毒气的效果。他们被带到位于奥斯维辛主营二区的地窖。之后，又有大约600名苏联战俘、军官和政委从战俘营被运到主营区，带到了二区的地窖。这些人全部都被毒气毒死了。

还有一些临时毒气室［称为“一号地堡”（Bunker）和“二号地堡”］，也被用于处死非犹太裔的囚犯。比如，1942年6月11日，原先关押在一处监禁地的320多名波兰囚犯在“地堡”被处死。同年8月3日，德国人又从医院里挑出了193名患病的囚犯，把他们押到了比克瑙，用毒气杀害。1942年8月29日，德国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处死了一批波兰囚犯，多达746人。

“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的说法于 1942年9月正式使用。“工作队”几经变更，于1943年初才最终成形。“特别工作队”一词源于“焚尸场工作队”（Krematoriums–Kommando），后者指的是1940年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焚尸场启用以后被派去那里工作的一小批囚犯。关于“特别工作队”初始时期的情况，目前尚无目击者的证词。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一时期工作队里具体有多少人，只知道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包括瓦茨劳夫·里普加（Waclaw Lipka）。这批队员的任务是往焚尸炉里添燃料，焚烧囚犯的尸体。这些囚犯或死于集中营中的恶劣条件，或是被党卫队的人杀害。

起初，集中营的管理者并未将焚尸场工作队中的囚犯与其他囚犯区别看待，也没有把他们归为“知密者”（德语 Geheimnisträger，目睹罪恶的人），于是几个波兰队员就想办法重新分配到了其他的工作队。弗拉迪斯拉夫·汤米切克（Wladislaw Tomiczek）就是其中一员。我们还得知另外两名波兰队员的名字，分别是约瑟夫·伊尔丘克（Jozef Ilczuk）和米奇斯瓦夫·莫拉瓦（Miecyslaw Morawa）——他们在焚尸场工作队一直做到 1941年6月。而这份差事还有个名字，叫做“司炉工”（stokers, Heizer），这个说法符合他们在那一阶段的实际工作内容：焚烧尸体。1942年5月，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从那时起，焚尸场工作队开始由六名囚犯组成：三名波兰人和三名犹太人。其次，一度又单独组建了一个新的小队，称为“费舍尔工作队”（Fischl–Kommando，以队长费舍尔的名字命名），附属于焚尸场工作队。“费舍尔工作队”由四到七名囚犯组成，听命于集中营内盖世太保办公室（政治部）。盖世太保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焚尸场管理（Krematoriumsleitung）。当时焚尸场的负责人是沃尔特·卡科纳克（Walter Quakernack）。

“费舍尔工作队”的成立，是因为 1942年5月起有大批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越来越多的尸体需要运送到焚尸场去，集中营里需要有一支特殊分队来执行这项任务——而此前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号称“运尸工作队”（Leichenträgerkommando）的小分队，专门搬运那些指定要焚烧的囚犯尸体。这些囚犯大都死于饥饿、疾病或纳粹的毒手。但是在毒气室里被处死的人太多了，超出了这个小队的工作负荷。于是，“费舍尔工作队”的囚犯们就被派去进行焚化尸体前的准备工作（焚烧环节则由“司炉”接手），并在毒气放完之后清扫毒气室。有段时间，他们还要把尸体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不过，从1942年6月底起，走向死亡的囚犯们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就被迫脱光衣服。“费舍尔工作队”的队员们则负责把衣服收集起来备好，交给另一个工作队运走。他们还需要清理焚尸场的院子。如果那些脱光衣服进入毒气室的囚犯留下了什么东西，也由他们来收起。工作队必须在下一批囚犯送达前迅速完成这些任务，这样新到的囚犯才丝毫不会觉察到这里发生过的一切。从一开始，“欺骗”便是大屠杀这一罪行的中心原则。

作为一个单独的小队，“费舍尔工作队”只存在了几周时间。1942年6月前后，两个小队就合并到“焚尸场工作队”里面。据丹努塔·切克（Danuta Czech）的说法，1942年2月 15日，按照“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第一批被指定处死的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地区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人被带到了主营区中的毒气室，在那里惨遭杀害，尸体在焚尸炉里化为灰烬。1942年5月，因为要维修烟囱和锅炉房，主营区里的焚尸场暂时关闭。因此，所有的尸体都被运出奥斯维辛，送到了比克瑙，扔进了大坑里，用土盖上。所有这些任务都是“费舍尔工作队”的囚犯们完成的。焚尸炉修好以后，主营区里的焚尸工作便又恢复了。

比克瑙的埋尸坑是由“埋尸工作队”（Begrabungskommando）的囚犯们挖出来的——这个工作队的成立就是为了这项差事。1942年5月，一批批的犹太人开始被定期运到集中营，于是又出台了另一项和灭绝犹太人有关的规定：系统的屠杀行动要在比克瑙进行，而不是奥斯维辛。因为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频出故障，已经不能进一步大规模使用。德国人决定在比克瑙集中营地面上挖出的大坑中焚烧尸体。他们把大坑的位置选在一片白桦林内。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时，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认为，这片树林边的两栋房屋可以改建成毒气室。这两栋房子一栋被称作“红屋”或“一号地堡”；另一栋则被称为“白屋”或“二号地堡”。可以肯定的是，“一号地堡”的第一次毒气屠杀发生于1942年的早春。随后，“二号地堡”也同样投入使用。前面提及过的“埋尸工作队”成员和被派到“地堡”的囚犯一起，构成了之后“特别工作队”的核心。党卫队选了一群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到“一号地堡”工作。这群囚犯大约有200人，其中30到50人被派到“地堡”里面工作，而其余的人则负责挖坑和往坑里填尸体。另一队犹太囚犯由大约 50 名男性组成，被挑选到“二号地堡”去工作。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囚犯们在进入毒气室前能尽快在“地堡”外把衣服脱掉（1942 年8月起有了专门的脱衣室）。脱衣之后，工作队成员便带领囚犯们进入毒气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要把那些起了疑心、紧张不已的人隔离出来，以防扰乱其他囚犯的情绪。工作队队员要带着这些隔离出来的人，还有毒气室塞不下的人，来到“地堡”后面的一个地方，由党卫队将他们全部枪杀。

有段时间，毒气室只在晚上运行。随着送来的囚犯数量不断增多，开始增加一个白班。“特别工作队”的职责之一，就是在毒气屠杀结束后对毒气室进行细致的清理，这个任务非常辛苦。他们首先要给毒气室通风，然后把齐克隆B晶体的残留物和囚犯中毒后的排泄物清理干净。根据集中营囚徒的证词，队员们有时会戴着防毒面罩干活。

队员们把尸体运出毒气室，按十具一组分好，搬到轨道车上，沿着一条窄轨把尸体运到约300米外的尸坑。每个尸坑可以容纳100 到 600 具尸体。之后，队员们就往坑里面撒上生石灰，再在上面盖上30—50厘米厚的土。从1942年5月到9月，他们大概填满了100 多个这样的尸坑。这些坑都是他们在“一号地堡”的西侧挖出来的。

阿努斯特（恩斯特）·罗辛是“埋尸工作队”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关于“特别工作队”在“一号地堡”内部的工作，他的证词如下：

一天，我们正走在去干活的路上，押送我们的负责人是党卫队的人，他停下来说道：“现在有个差事给你们，赶紧做完！”那里先前挖了两个大坑，我们来到第一个旁边。他们就命令我们往里面填土。党卫队的人朝我们大声叫嚷，让我们快点干。我们注意到之前已经有人往坑里填了些土。我们看到从土里露出来的手指、脚和鼻子……我们意识到这些是人的尸体，只是我们不知道尸体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注意到有一条窄轨从大坑这里一直通往改建好的那座房子。就在大坑的不远处，我们看到了大桶的生石灰、氯粉，还有屋子旁边轨道上的小铁车。

他们拿来了食物，我们就过去吃午饭了。我们看到30个先前和我们分开的同伴也去了那里。他们隔得很远，但我们还是可以用斯洛伐克语和他们交流，以免党卫队的人听懂。党卫队不准他们跟我们说话，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传达消息。于是我们得知，他们就在那座房子边上工作，那里有很多死人。他们没有说这些人是怎么被杀的。之后，我们又用同样的方式了解到：这些人被派到那里干活，协助德国人用毒气杀害犹太人。那座房子就是为了屠杀而改建的。

这些人就是“特别工作队”的第一批队员。工作队首次参与用齐克隆B杀人，是在这座经过翻修、装了新窗户的房子里。他们把这座房子称为“一号地堡”。遇害的人们被塞进车厢，运到那里，先在隔壁的谷仓中脱去衣服。党卫队借口要他们去洗澡，把他们赶进那座房子里的毒气室。之后，“特别工作队”的30个人便把尸体从毒气室里搬出来，堆到拖车里，运到我们之前在附近挖出的那些大坑边上。到了那里，“特别工作队”就把尸体抛进坑里，再在上面盖上一层土。因为他们都是晚上干活，看不清楚，刚好我们是第二天来接手，就看到了土里露出来的死人肢体。

1942年7月，另一群来自法国的犹太囚犯也加入了“地堡”的工作队；8月，又有一些来自荷兰的犹太人。大部分囚犯都在“一号地堡”工作，这是因为“一号地堡”旁边的尸坑比“二号地堡”旁边的那些要大得多。1942年7月17日到18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视察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之后集中营的负责人清空了所有的尸坑，以清除痕迹、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罪行。奥斯维辛的这次行动之前，是效仿切尔姆诺（Chelmno）灭绝营，后者已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是党卫队的保罗·布洛贝尔（Paul Blobel）负责的。参与切尔姆诺行动并在其他屠杀地点销毁尸体的队伍，被称为“1005特别工作队”。销毁屠杀罪证的整个行动，代号为“1005行动”（Aktion 1005）。1942年9月26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头目鲁道夫·赫斯和他的两名手下霍斯勒（Hossler）和德亚库（Dejaco）一同前往切尔姆诺，向布洛贝尔和他的手下学习销毁罪证的经验。

从比克瑙的尸坑内挖出尸体，并在“一号地堡”旁焚尸灭迹，这些工作是夏天快结束时开始干的。起初，成员们在多个地方点起火堆，焚烧尸体；后来，他们又把尸体扔回尸坑里进行焚烧。到11月中旬的时候，大约有107000具尸体焚烧完毕 ，所有的埋尸坑都已经被清理干净。焚尸工作都是由犹太囚犯们完成的，此时这些囚犯的数目已经攀升至400人。从 1942年9月起，这些囚犯开始正式被叫做“特别工作队”，当时焚尸行动刚刚开始。在切尔姆诺灭绝营，“特别工作队”指的是布洛贝尔手下的人，这个词既指负责处理这一事务的党卫队成员，也指执行销毁罪证任务的囚犯。然而，在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一词只能用来指囚犯们。并且，只有在奥斯维辛 – 比克瑙集中营才用这个称呼专指执行此类任务的犹太囚犯。其他的集中营负责类似工作的人都用其他称呼。比如，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这些人被称为“收尸人”（Leichenträger）。

无休止的焚尸工作使得“特别工作队”里的囚犯们产生了出逃的念头。为人所知的出逃事件有两起。1942年12月7日，两名“特别工作队”成员逃出了集中营，分别叫做弗拉迪斯瓦夫·克诺普（Wladyslaw Knopp）和萨缪尔·库莱亚（Samuel Culea）。两天后，又有六名囚犯试图出逃［其中两个分别叫做巴尔·博尔恩斯泰因（Bar Borenstein）和诺耶赫·博尔恩斯泰因（Nojech Borenstein）］。不出意料，这六个人全部都被抓住了，在“特别工作队”全体成员面前被公开处死。工作队的囚犯们原本计划在1942年12月9日集体出逃，但不料有人向党卫队通风报信。12月3日，所有的“特别工作队”成员（约300人）都被残忍杀害，以儆效尤。旋即又有一群囚犯被挑选出来组成了新的“特别工作队”，这里面就包括埃利泽·艾森施密特（Eliezer EisenSchmidt）、亚伯拉罕·德拉贡（Abraham Dragon）和什洛莫·德拉贡（Shlomo Dragon）兄弟以及弥尔顿·布基（Milton Buki）。其中，前三人的证言都被收录了在本书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囚犯被运到集中营，仅仅两座“地堡”已经很难应付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了。即将遇难的受害者被迫在指定地点脱去衣物，然后被带到不同的毒气室去。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拖出来，在几百米外的地方被焚化成灰。这个漫长的过程涉及的工序相当复杂费时，在那些发动灭绝行动的人看来，效率十分低下。为了使灭绝行动实现流水化操作，节省“宝贵”的时间，有关人员开始进行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制定出新的方案，以期使灭绝程序所有环节的效率达到最大化，这些环节包括：脱去衣物、毒气处死、拔出金牙、剪下头发、焚烧尸体、收集骨灰再倒入河中。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几个工程计划：比如在主营区建设一座大型焚尸场，在比克瑙建设一座临时的“露天”焚尸场，等等。在自传里，赫斯列举了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一项决定，即在比克瑙建造新的联合设施（也就是焚尸炉和毒气室）。在最初几批尸体被露天焚烧之后，他们便清楚地意识到，长期干是不行的。碰上天气不好或是刮起强风的时候，焚烧尸体的恶臭会飘出好几英里，使得周边所有居民都知晓焚烧犹太人的事情，议论纷纷，官方再怎么用宣传来掩饰也没用。事实上，所有参与灭绝行动的党卫队成员都是要对此事保密的，但即使是最严厉的惩罚也阻挡不住他们对传播小道消息的热忱。

防空部门反对使用明火焚烧尸体，因为夜间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火光。然而，焚尸工作不能停，即使夜间也要干，否则后续送来的囚犯就无法接收。每次行动的时间表是在交通部的会议上制定的，执行者必须严格遵守，以避免运输车与军列争道，或者产生混淆。出于以上这些原因，1943年，两座大型焚尸场（“一号”和“二号”）的燃料规划和建造工作完成了，还新建了两座较小的焚尸场（“三号”和“四号”）。另一座焚尸场也在筹备当中，规模将超过其他场地。然而，这个焚尸场最终未能建成，因为1944年秋天希姆莱紧急叫停了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

然而，有人可能会不同意赫斯所说的兴建焚尸场的原因。比如有人会说，“地堡”和焚尸坑的造价要低得多，技术上也没那么复杂，并且也不太容易出现故障。“托普夫父子公司”（Topf und Söhne）负责为集中营提供焚尸场设备，而集中营方面与该公司的通信记录也被保存下来了，尤其是与该公司工程师库尔特·普吕弗（Kurt Prüfer）的通信。基于这份通信记录，可以认为，使用配有焚尸炉和毒气室的建筑来取代“地堡”和焚尸坑的做法，是该公司“营销活动”的结果，最终促使德国人决定在比克瑙新建四个焚尸场。1943年，这些设施在下列日期被移交给党卫队中央建设管理局（Zentralbauleitung der Waffen SS und Polizei SS in Auschwitz Oberschlesien）：一号（二号）焚尸场，3月31日；二号（三号）焚尸场，6月25日；三号（四号）焚尸场，3月22日；以及四号（五号）焚尸场，4月4日。在主营区，22 名犹太囚犯被挑选出来，组成了一个特别分队，接受训练，学会如何使用焚尸设施。1943年3月4日，这个分队中的12名成员（其他人在训练过程中已死去）和五名波兰人被调拨到比克瑙，在一号（二号）焚尸场工作。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焚尸炉于 1943年7月底停用。焚尸场工作队的所有囚犯都被转移到了比克瑙的新焚尸场去工作，其中主要是三号（四号）焚尸场。一开始，他们和“特别工作队”剩下的成员一起被安置在BIId营的十三区。与此同时，所有来自男囚营 BId营的囚犯也被重新安置到了上述营区。

人间地狱里的一天

“特别工作队”的工作

德国人强迫“特别工作队”的囚犯执行集体灭绝行动各阶段的各种任务。就许多方面而言，囚犯们的工作是非常有组织的，与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十分相似。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灭绝设施就像是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里面有倒班制度、有工头（Vorarbeiter）、有环环相扣的流水线、有资产损益表、有工作强度周期，等等。

然而，从两个重要方面来看，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和“普通”的工厂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它的“原材料”是活人，而它最终的“产品”是骨灰；作为灭绝营里的劳力，“特别工作队”是死亡工厂里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小分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这些人成了大屠杀这段历史中最悲情的角色、最不幸的人。他们是一切苦难的人中最为苦难的。

当“特别工作队”需要新成员的时候，就会从新近运达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或者从营内资格较老的囚犯中挑选。不论哪种情况，“政治部”（Politische Abteilung）的党卫队员会进行专门的选拔，由焚尸场的负责人选出那些在他看来适合这一特殊部门的人。大部分选拔都是在隔离营（BIIa营）完成的。被选中的人对他们要做的事一无所知。他们被牵着军犬的党卫队员押送到“特别工作队”的营房，直到此时，那里的老队员才会把残酷的真相告诉他们。

“特别工作队” 分为五组，在灭绝过程的特定环节中执行不同的任务：在脱衣室接收新囚犯，让囚犯脱衣，在他们离开后清理留下的衣物，毒气释放完毕后把尸体运到焚尸间，收集贵重物品，剪下死尸头发，拔下金牙，用焚尸炉把尸体焚化成灰，敲碎残余的残骨，倾倒骨灰。

大多数情况下，“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一旦被派到哪个组，就是永久性的。不过，有时候分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当有大批的囚犯运进集中营时，有些囚犯就会被拨到不同的组中。当任务繁重的时候，“特别工作队”里的任职囚犯，包括队长（Kapo）、副队长（Unterkapo）、组长（Vorarbeiter）、营房文书（Blockschreiber）、和营房内勤（Stubendient）等等，有时也会受命加入。几乎所有“特别工作队”的任职囚犯都是犹太人，包括职务最高的人员（即大队长，Oberkapo）。他们定期从焚尸场的管理者那里得知即将运达到营中处死的囚犯数量，再根据数量来布置分工。“特别工作队”的囚犯通常分两班（白班和夜班）轮流工作，轮班主要取决于每次运来用毒气处死的囚犯有多少。

“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是被隔绝的。他们基本不与其他囚犯接触，也不允许离开自己的营房。营房门口有个岗哨，二十四小时看管。他们在营房里吃饭，工作队中的任职囚犯会把食物从集中营食堂里给他们拿过来。他们有专用的厕所和洗浴设施。一切安排都是为了杜绝工作队的囚犯与集中营里其他囚犯接触。“特别工作队”里的囚犯和其他劳动队的成员们一样需要点名，通常一天一次。他们点名也是单独的，而且没有什么严格的执行规范。队员们可以根据时节的变换穿普通的便装，衬衫或者夹克背后都画着红色的十字。他们不用穿囚服，这点和 “加拿大工作队”的成员们一样。

不当班的时候，队员们可以在营房里休息，努力克服这项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党卫队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睡觉或交谈，不过党卫队一向就很少来察看他们的营房。在可怕的工作之后，他们有一定的时间可以稍微休息，放松一下，在这段时间内得到片刻的宁静，恢复气力后再去轮班。有些队员，尤其是那些来自希腊的犹太人，会唱唱歌，或深情回忆逝去的青春和挚爱的亲人，以此来互相鼓劲，改善自己的心态。如果没有犹太人运来集中营，囚犯们会清扫自己的住所，或干脆什么都不做。

脱衣阶段

在脱衣室，“特别工作队”的队员们会见到刚刚到达营区的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党卫队在站台上挑选出来准备立即处死的。只有在这儿，队员们才能接触到活着的人，但接触的时间很少会超过二十分钟。之后，队员们就只能和尸体打交道了。他们尽量不和新到的囚犯交谈，免得要靠撒谎来隐瞒把他们送到集中营的真实目的。不过，他们经常要喊“快点，快点，快点”或者“请自觉把衣服脱掉”，催促这些囚犯，还得尽可能地帮他们脱衣——尤其是对那些年老、患病或残疾的囚犯。叫人们脱光衣服的时候，队员们总是很犹豫，因为知道这些人会感到多么不安、多么难堪。他们会尽量不去看那些赤身裸体的囚犯的眼睛。

这样的自我克制表明，对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来说，和这些人接触是多么痛苦，因为知道他们难逃一死。他们明白这些人是绝无可能得救的，所以他们倾向于掩盖真相，免得这些受害者遭受精神折磨。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遇到了家人、熟人或朋友时，队员们才会感到他们无法再隐瞒真相。

当这样的两群人相遇时，脱衣室里便弥漫着一种巨大而悲伤的张力。“特别工作队”的犹太队员对即将开始的毒气屠杀知道得一清二楚，而对于刚刚抵达的囚犯们而言，大多数只是一无所知地走向了死神。本书中的材料也包括了对这种状况的描述。

“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必须让新到的人迅速脱下衣服，尽快全裸着离开脱衣室。这些人把衣服和之前千方百计带上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按照党卫队的指令，到达营区的人必须把他们的大部分随身物品留在火车上或者站台上，只有小包裹能带进脱衣室。根据要求，“特别工作队”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囚犯中有人出现紧张情绪或起了疑心，就必须上报。他们要安抚那些疑虑、紧张或者烦乱的囚犯。如果安抚不了，他们就会立即把这些人和其他囚犯隔离开。如果有人提问，他们可以给出简短、含糊的答案。根据党卫队的指令，队员们要反复向那些刚刚到达的囚犯解释他们是要去洗澡、消毒。队员们还承诺，洗完澡后，这些新来的人就会被分成几个劳动队，并且能和家人团聚，在新营区的新环境里开始新生活。队员们心中萌生出的最深切也最痛苦的情绪，是一种无助感，这种感觉无情地折磨着他们，因为他们无法帮助这些处于死亡边缘的可怜人。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幕，用一位队员的话或许能够最恰当地表现：

偌大而幽深的房间，所有的重量都压在房中的十二根柱子上。房间被电灯照得雪亮。墙边和柱子周围，摆着长凳，凳子上方有挂钩，供囚犯们挂衣服用。这些东西早已准备就绪。第一根柱子上贴着一张用多种语言写的告示，告知人们是来“洗澡”的，所有人（包括女人）都得把衣服脱掉，好把衣物拿去消毒。

我们见到了他们，面无表情地盯着对方。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这根本不是浴室，这个房间只是通向坟墓的走廊。

房间里站满了人。卡车运来了一批批可怜人，这个屋子将他们一一吞噬。我们全都迷茫地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告诉他们。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种场景。在他们之前运来的囚犯已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了。然而，我们依然感到无力，仿佛要和他们一起昏倒。

我们仍然感到迷茫。那些充满着诱惑和吸引力的肉体，包裹在早已破烂不堪的旧衣里。面前是许多长着卷发的头颅，黑色的、棕色的、金色的，还有一些是灰色的；头颅上的那些眼睛——大大的、黑色的、幽深的、充满魅力的眼睛——正凝视着我们。我们注视着那悸动着、颤抖着、充满活力、含苞待放的生命。他们满含来自生命源泉的汁液，就像花儿、就像园中的百合一样生长，被雨水浸透，被晨露滋润。他们花儿一般的眼睛流下的泪水，像是折射着阳光，熠熠生辉，明若珍珠。 

我们没有勇气和胆量跟我们亲爱的姐妹们说：必须除去衣衫。毕竟，身上的衣服仍是庇护她们生命的铠甲。当她们脱去衣服，像刚出生时一样站在那里的时候，她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最后的支柱，最后的依持。所以，没有人愿意告诉她们必须立刻脱下衣服。让她们在那里再站一会儿，在那件铠甲里、那件生命的外衣里再待一会。

对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来说，最残酷的事莫过于见到脱衣室里来了一批刚刚被带到集中营的犹太孩子，这种残酷只要是人都无法忍受：

中午，600个12岁到18岁不等的犹太男孩被带了进来，身上穿着集中营里发的长长的条纹衣服，质地单薄，破烂不堪，脚上穿着鞋子或者木屐。这些孩子漂亮、匀称；破烂衣衫里，他们的身体似乎散发着光芒。那是1944年10月中下旬的时候。他们是被22个持枪的党卫队员带进来的。当他们走进院子的时候，党卫队的小队长（Kommandoführer）命令他们就地脱掉衣服。孩子们看见空中飘着的滚滚浓烟，立刻明白自己要被杀害了。他们害怕极了，疯了似的在院子里四处逃散，撕扯自己的头发，不知如何自救。很多孩子惊恐地哭了出来，之后所有孩子都嚎哭不止。小队长和他的助手们就开始凶残地殴打他们，强迫他们脱掉衣服。他们毒打着这些孩子，棍棒打断了就再换一根，接着往孩子们的头上打去。强壮的大人们赢了。孩子们脱光了衣服，本能地怕得要命。他们全身赤裸，光着脚，紧紧地互相依偎着，在棍棒和拳脚下保护着彼此。但是他们还没有走进（脱衣室）去。一个勇敢的男孩跑到我们面前，（并央求）小队长让他活下去，说他什么都愿意做，再苦再累的活都可以。一记棍棒猛击在孩子头顶，算是回应。许多孩子发疯似的跑到“特别工作队”里的犹太人跟前，紧紧抱着他们的脖子，哀求道：“救救我们!”其他人则全身赤裸，在大院子里四处奔逃，想要躲过一劫。小队长就叫副队长（Unterscharführer）带上他的橡胶棍来帮忙。

渐渐地，孩子们柔嫩而清亮的声音变得痛苦而粗重。大声的哭嚎回荡在远处；所有人都被这样绝望的悲恸震慑住了，不能自已。而党卫队员们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毫无怜悯之意，为自己的胜利洋洋自得。他们用拳脚把孩子们赶进“地堡”。副队长站在阶梯上，一旦有孩子没有按照命令去赴死，他就用橡胶棍狠狠地打他们。然而，仍然有一些吓傻了的孩子跑来跑去，想要逃命。党卫队员们就追着揍他们，抽打他们，直到局面得到控制，孩子都被推了进去。党卫队员们是那样开心，简直让人匪夷所思。难道他们中间就没人有孩子吗？

“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感到十分无助，对于受害者遭受的一切无能为力。他们十分同情这些走向死亡的人们，在看守着这些刚来到脱衣室的人们时，他们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尽管成员们充满了同情，但他们还是得干活。甚至，在少数情况下，他们是在这些将死之人的诅咒中进行工作的——这些人把他们看做是纳粹刽子手的帮凶。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说的是脱衣室里的一名犹太女孩。她这样去指控、谴责“特别工作队”中一名队员：

那是1943年冬末。集中营来了一批人，全是孩子。他们是从母亲的住处被抓进巡逻车带过来的，而他们的父亲已经被抓到立陶宛的希奥利艾（Siauliai或Shavli）和考纳斯（Kaunas或Kovno）两座集中营干活。党卫队小队长派了个手下的犹太人来给年纪较小的孩子脱衣服。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给她的弟弟脱衣服。她对那人说：“走开，你这个犹太杀人犯！你手上沾满犹太人的血，别用你的手碰我弟弟。我现在就是他的妈妈，他要死也得死在我怀里。”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能为了自己活命，就把这些无辜的犹太人带进毒气室呢？你和这群杀人犯是一伙的，难道你的命比这么多犹太人的命更宝贵吗？”

从毒气室搬出尸体

将齐克隆B毒剂放入毒气室的工作一直都是由德国“卫生员”（Sanit.ter）来做的，从无例外。毒气屠杀结束之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必须进入毒气室把尸体拖出来。搬运尸体是他们所做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这是他们处理死尸的第一步，而几分钟前这些人还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毒气室打开以后，他们面前的景象无疑是十分恐怖的，仿佛噩梦一般：屋子里都是尸体，纠缠在一起；毒气是从地面向上扩散的，强壮一些的人本能地爬到那些较为弱小的人（孩子和婴儿）上面，以求多吸一口气。在随后的混乱和绝望里，最弱小的人最先窒息而死，最强壮的人则会撑到最后才死去。那成堆的尸体呈现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是无助的人们最后的“生存竞争”。

幸存者们的证词详细地描述了尸体的模样：尸体呈紫色，皮开肉绽；面部因痛苦而扭曲变形；眼球凸出，目眦欲裂。这些都证实了这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过怎样的痛苦。

为了把尸体从毒气室里搬出来，再拖到焚尸炉那里去，“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不得不硬生生地把尸体一具具分开，常常还需要使劲把死尸的肢体扯开。因为意识到死亡来临的时候，人们会本能地挤在一起。尸体拖出来之后，囚犯们会把它们装到升降机里，运上一楼——那儿是焚尸炉的所在地。尸体全部搬出毒气室之后，囚犯们就要把毒气室里残留的齐克隆B晶体和受害者们的排泄物清扫干净，从而把这一批人的痕迹全部抹掉。他们必须得确保下一批人不会起疑心。为了清除难闻的气味，他们会在毒气室里洒上香水，香水是之前遇害的妇女留下的。毒气屠杀结束之后，毒气室里的情景实在太可怕了，对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来说，把尸体从毒气室里拖出来是一种极大的折磨：

弟兄们用颤抖的双手抬起了四道门栓。两扇门打开了，像是打开了两座巨大的坟墓。残忍的死亡气息汹涌而来，让人痛苦万分。所有人都愣在那里，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坚持了多久？那些颤栗着的女人和年轻男子们，还会在我们眼前浮现多久？他们在这个世界最后的哭嚎，还会在我们的耳中回荡多久？他们深邃的、满含泪水的眼睛投来的目光，还会追随我们多久？

现在，他们怎么样了呢？这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动的、欢畅的生命，现在全都匍匐着，被死亡冻结。这里何来一片死寂？他们再也发不出声音。他们的眼神已经凝固。他们匍匐着，一动不动。僵硬的尸体毫无声息，但还是能听到极其微弱的声响，那是体液从尸体的孔窍中缓缓流出的声音。在这一刻，在这个巨大的死亡世界里，那是唯一还在活动的东西。

我们两眼发直，精神恍惚，盯着突然呈现在眼前这片裸尸之海，这个赤裸的世界。他们倒下了，却没有着地，而是扭曲纠缠在一起，仿佛撒旦在他们死前玩了一个特别的恶魔似的游戏，让他们定格在这样的姿势。这边，一具趴着的尸体正摊在其他尸体上面；那边，一具尸体与另一具紧紧搂抱着，坐倒在墙边上。这边，你只能看到突出的部分脊背，尸体的头和腿都被其他尸体压住；那边，你只能看到一只手和一条腿伸在空中，而其他部位都被淹没在这片裸尸的海洋里。在这个赤裸裸的世界里，你只能从表层看到尸体的某些部分。

数不清的头颅浮在这片浩瀚的赤裸海洋中。它们从这片赤裸的浪潮里探出来，看起来就像人们在这片无尽的深海里游泳，只把头从深深的赤裸海浪里露了出来。

那些头颅——黑发的、金发的、棕发的头颅——不过是这片裸尸之海里的仅有的浮出的东西。

—End—

本文选编自《无泪而泣》，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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